滕子京，何许人也？北宋庆历年间的岳州知府。滕子京的知名度本来不高，但范仲淹的一篇《岳阳楼记》，却使得他“名垂青史”。

《岳阳楼记》开篇写道：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属予作文以记之。

据此，我们似乎可以对滕子京为人为官有一个大致的评定：首先，滕子京是一位能臣廉吏。否则，怎么可能只用了一年的时间，就使得巴陵郡“政通人和，百废具兴”呢？其次，还是位风雅文士。其依据便是，他重修岳阳楼，要“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很有名楼搭台、文化唱戏的味道；并且，想必与大文学家范仲淹交情不错，能请得动这位文坛大腕“作文以记之”。

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滕子京因何谪守巴陵郡？据北宋另一位文学家司马光在《涑水记闻》中的记载，滕子京原为泾州知府，“用公使前无度”，拿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滥用公款”，于是被人举报。当朝廷派人来调查的时候，他又销毁账簿，造成证据不足，因而无法定罪，得以侥幸漏网，朝廷只好把他贬到岳州（巴陵郡）为官，有留用察看以观后效的意思。说起来，滕子京的“谪守”实在不是件光彩的事。“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滕子京本应吸取教训，好自为之，老老实实做人，清清白白为官。但他并没有痛改前非，而是在重修岳阳楼的过程中，又故伎重演，“近得万缗（一千文），置库于厅侧自掌之，不设主典案籍”，通过设个人金库的手段，明目张胆地中饱私囊，肆意挥霍。

如此一来，滕子京这位“能臣廉吏”的真实面目也就昭然若揭了。

滕子京是个值得品味的人物。和一般的贪污犯相比，他自有其高明之处。其“成功经验”有三：一是善抓“形象工程”。灰溜溜地贬官到岳州，要想尽快出政绩，必须找准突破口，搞一二个有影响力的大工程。毫无疑问，重修岳阳楼就成为首选，这形象工程一上马，一竣工，政治上可得资本，经济上可得实惠，可谓一举两得。二是善于装扮自己。

作为一个饕餮之徒，能成功地得以伪装，滕子京利用的是人们的一种思维惯性；有文化造诣的人就是高雅之士，高雅之士即为君子，而“君子不言利”，则是妇孺皆知的事情。于是，在重修的岳阳楼上，要刻许多“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以充门面。而且，据一些史料记载，滕子京平时也好赋首诗、填首词什么的，水平虽不咋样，但俨然已是高雅之士，可跻身于“君子”之列了。三是善于借助“名人效应”。

范仲淹是当时政坛上的清官、文坛上的大将，很有声望。让他来“作文以记之”，一句“政通人和，百废具兴”，其产生的社会效应就足以让自己树立起良好的从政形象。若非与范仲淹同时代的司马光以史家的严谨态度抖搂出滕子京的底细，随着《岳阳楼记》的广为流传，对滕子京这位岳阳楼的重修者，谁能不景仰有加呢？

客观地讲，滕子京的重修岳阳楼实在是一件“利在当代、功在千秋”的大好事。本来，他的名字是可以和岳阳楼一起流芳百世的。但问题的关键是：动机。按滕子京的一贯作为来看，他此举的初衷应该不会是为了“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而是往自己脸上贴金。至于借机渔利，贪婪无度，那更是等而下之、不为人齿、天理不容的犯罪行径了。

滕子京早已作古，但其遗风犹存，且似乎于今为烈。要不然，中央三令五申必须杜绝“形象工程”，可总还是有那么多人乐此不疲呢？要不然，不少地方在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还要大把大把地撒前，办这个“节”办那个“晚会”呢？要不然，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官员热衷于用公款请那些所谓的名作家、名记者来写报告文学、人物传记、独家报道，为自己歌功颂德呢？

不能说，这些举措对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绝对没有裨益，也不能简单地推定，在这中间，官员们都像滕子京那样直接在经济上获益，但不可否认的是，在许多冠冕堂皇的幌子下，掩盖着的是一些官员利己的私心。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已成为一些地方和不少官员的通病和顽症。

既为顽症，可见治愈之难，但却并非无可救药。从外部制约因素来看，关键是要建立一个科学有效的政绩考核机制，使这些投机取巧者不仅不能获取好处，还要让他们自取其咎，自食其果。这样，蚀本的生意也就不会有人去做了。但更重要的，是要教育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树立正确的政绩观，牢牢记住权为民所给，应为民所用。有了这样的观念，就可以摒弃虚荣，摆脱浮躁，拒绝私利，脚踏实地、扎扎实实地为人民谋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