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1月23日《中国青年报》的评论员文章，说了大实话，但也惹了不小的麻烦，几乎成了当时在全国猛刮的知青返城风的理论依据。看看它是如何评述“文革”期间知识青年上 山下乡运动的。

“文化大革命”之后，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规模迅速扩大，甚至出现了“连锅端”的现象。这显然是不正常的。

究其原因，一是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国民经济长期发展迟缓，以至走到崩溃的边缘，城市各行各业能够吸收的人很少。

二是由于他们全盘否定教育战线的十七年，大肆砍 各类高等学校，使大学招生人数大大下降；同时又无视教育事业发展的规律，强行禁止中学毕业生直接上大学。

这样一来，大部分城市知识青年，除了上山下乡，别无其他出路。

……林彪、“四人帮” 一面把无数知识青年的革命激情和他们做出的重大贡献记在自己的账上，打捞政治资本；一面又竭力通过这个渠道，搜罗和培植张铁生之流等一小撮党羽、走卒，教唆、煽动他们去攻击各级党、政、军领导干部，进行篡党夺权的罪恶活动……

林彪、“四人帮”把上山下乡搞成一个谁也碰不得的禁区。他们不仅人为地制造了许多本来完全可以避免的矛盾，而且拼命反对毛主席关于统筹解决知识青年问题的指示，阻挠和破坏有关政策和措施的落实，致使许多本来可以解决的问题，长期得不到合理的解决。

林彪、“四人帮”猖狂践踏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混进知识青年战线和基层干部队伍中的少数坏人，肆无忌惮地乘机谋取私利……总之，林彪、“四人帮”对经济、教育、作风等方面的破坏及其恶果，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个问题上得到了集中的反映。

这篇评论员文章，在当时社会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就连美国的《纽约时报》也据以判断说：“作为减轻生活当中的苦难和强制成分的新的广泛努力的一部分，中国正在静悄悄地撤销不得人心的强迫城市青年下乡安家落户的政策。”

据当时各地的来信与来电反映，许多下乡知青看了这篇文章后感到回城要求有了政治和理论依据，有的地方的知青看了文章后立即到县城街头张贴大字报，说：“上山下乡错了，要求落实政策返城！” “拥护评论员文章” ！“否定文革，就要否定知青上山下乡！” “宁愿回城扫马路，淘厕所，也决不回头！”等等。

同时，到当地政府上访的知青猛增，要求像给右派“摘帽”和平反冤假错案一样，为他们落实政策。一些安置知青的县也派专人带着名单到上级政府要求收回下乡知青，说他们不愿再做“四人帮”的“帮凶” 了。各地知青闹事此起彼伏。

这个时候，正是全国知青工作会议期间，许多会议代表都以为这是《中国青年报》报社根据中央的精神而发表的文章，认为在这个时候发表这样的文章有些欠妥，对稳定当前的局势不利。

云南代表说：云南国有农场的知青正在闹回城，这回火上加油了，工作更难做了。大会代表一致认为要解决问题必须有一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四川等省的代表也联系实际指出：我们吃尽了“四人帮”捣乱的苦头，今天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来之不易，决不能再乱下去了。

11月29日，大会领导小组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出席会议的负责人和知青办主任就此问题开会，说明了《中国青年报》评论员文章并不代表会议精神，更不代表中央的精神。

胡耀邦还要求《中国青年报社》吸取这一教训，不要再帮倒忙了。以后为了稳定住众多在乡知青，遏制住“返城风”，全国的新闻宣传都被统一到了“充分肯定知青上山下乡的成绩上来”。

这次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应该说对上山下乡政策作了很大的调整，以后下乡人数急剧减少。

但问题的出现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大部分原先下放农村的青年还在“广阔天地”里受着他们自认为的“煎熬”，他们为自己的命运而苦恼，为自己的前途而奔跑。尤其是各农场的知青，要求回城的心情格外迫切。

中共中央在批转全国知青工作会议的文件中曾指出：“要鼓励和支持他们安心农场工作，为办好农场贡献自己的力量。” “今后一般不办理病退、困退，如果家庭和本人却有特殊困难，可以通过组织商调”。

中央原想稳住200万农场知青，以缓解城市就业压力，但不想文件下达后，事与愿违，更加引起农场知青的不安。

许多知青则普遍认为，自己背井离乡几千里到边疆屯垦戍边，尝尽千辛万苦，如果到农村去插队，还可以通过招工回城，而现在连病退、困退的路子都被堵死了，回城的希望破灭。

于是，知青工作会议后，农场知青的返城风不仅没有趋于缓和，反而越刮越厉害，当时在农场知青中有一个流行的说法叫做能回城的是英雄好汉，回不去的是傻瓜笨蛋！”昔日的自豪感完全被此时的自卑感替代。

1978年6月，原云南兵团三师十团一营二连团支部书记曾某自 身亡。

死者系独子，父亲已退休，当时正病重住院，曾两次写信召唤儿子回家。死者也曾三次要求病退， 后一次申请被拒绝的时间是前一个月，他在死前的团代会上还作了《二连团支部抓纲治国学大寨大见成效》的发言。他在留给他父亲的遗书中写道：“我没有欠任何人的前。爸爸，我对不起你。我不孝。”

一时间，农场知青上访、请愿之风兴起，甚至出现了“闹事”的局面。这种“闹事”首先就是从云南开始的。

10月下旬，云南农垦总局西双版纳分局景洪农场十分场学校的上海知青丁惠民等人写了《致邓副总理的公开联名信》，贴在景洪街头，签名者近千人。信的内容主要反映农场知青所处的困境和要求返城的愿望。公开信寄出后杳无音讯，农场领导却因此对签名者百般刁难，实行高压手段。知青只好背水一战。

11月上旬，“ 一次各农场知青代表联席会议”在景洪的一片橡胶林中秘密举行，参加会议的有来自37个营（分场）的40多名知青代表，丁惠民被推举为领导，准备有组织地开展争取 回城的活动。

11月16日，他们发出了 二封公开信，仍未得到回音。

12月7日， 三封公开信又拟定出来，并成立了“西双版纳州农垦分局知识青年北上请愿筹备总组”。当日即派代表前往西双版 纳州委谈判，争取北上请愿合法成行。州委领导采取拖延态度， 筹备总组决定以罢工来表示他们要求回城的决心。

10日，西双版纳各农场知青开始罢工。

16、18日，云南西双版纳地区知青赴京请愿团分两批从景洪出发。

12月下旬， 一批请愿团在昆明乘火车北上受阻，知青便以卧轨表示抗议。

27日，以丁惠民为首的 二批赴京请愿团的几十名代表抵达北京。云南知青的不寻常举动，使中央领导震惊。

12月31日，邓小平在谈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形势与任务时，提到了云南知青卧轨一事，指示：要安定团结，要把西双版纳的生产搞好。由农林部副部长、国家农垦总局赵凡局长率领的中央调査团，迅速赶赴云南，调查研究解决实际问题。

1979年1月4日，国务院副总理王震、民政部部长程子华接见了丁惠民等10名请愿代表。王震殷切地期望农场知青以国家人民的利益为重，把眼光放大一些，放远一些，立志边疆，建设边疆，保卫边疆。

王震的讲话内容当时没有公布。一个月以后，当上海市发生了知青为返城卧轨拦阻火车的事件时，才在各大报纸上以《王震副总理接见云南景洪农场丁惠民等同志——勉励知识青年奋发图强建设边疆》为题，披露了讲话的若干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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