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7月3日，胡耀邦在同国务院知青办主任许世平谈话时就指出， 早提出知青插队的是邓小平，是在60年代初那样困难的历史条件下提出来的。现在这条路走不通了。

为何走不通了？首先就是农民对知青不满意。我国人口本来就有80%在农村，“文革”中，农村人口每年以1600多万的速度增长，而土地每年则以582万亩的速度递减。农民已经感到劳动力过剩了，再让他无条件地安置城镇青年，形成知识青年与农民抢饭吃的恶劣局面，他们会真心欢迎知青吗？

其次就是知青本人和其家庭的不满意。从李庆霖给毛泽东的信中便可看出。

再次就是城镇对口单位的不满意。动员知青下乡需要各方面的配合。政府要求各企事业单位，做好本单位职工的思想工作，支持子女下乡，还要抽调得力干部为带队干部带领知青下乡，并要抽出资金、物质或技术力量，无偿支援对口安置地区，无疑使各企事业单位不堪重负。

后是政府也不满意。每年政府要花一大笔经费来安置知青下乡，特别是1973年起提高安置经费标准后，国家财政平均每年拨款8.2亿元。如此高额拨款，不仅未能让知青安心在农村，

而且还不能使各方面满意。有人戏称：国家花了70亿，买了个“四不满意”。

伴随着“文化大革命”的10年经历，上山下乡运动已经步履艰难地走到了积重难返的地步，粉碎“四人帮”后，人们企盼对这一运动的归去有个合理的说法与解决的办法。就连当时的国际舆论对此也表示出极大的关注：

《香港大公报》评论：“……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右派昭雪，恢复高考，平反冤假错案，这一系列政策无疑深得人心。但是中共政府面前还有许多遗留问题亟待解决。其中 紧迫也 棘手的当数现在仍在农村的1000万上山下乡知青的就业问题……”

《东京时报》报道：“.......1000万知青是一座火山口，消除火山威胁的唯一办法是扩大就业。但是目前中国政府的经济状况，就业与失业几乎说是一个同义语…… 他们正坐在这座一触即发的火山口上。”

美国《远东评论》称：“……从地理位置上看，黑龙江省与另一个敌对的社会主义集团毗邻，昔日沙俄帝国的阴影时刻在北方边界游荡。该省约有100万知青，他们对政策积郁的不满将直接导致北方防线的崩溃……可以预言，中国政府的……知青政策很大程度上将从北方知青的动荡中打开缺口.......”

但在粉碎“四人帮”后，从中央到地方，都忙于清理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解决知青问题还未来得及提上议事曰程。况且对如何解决知青问题，上上下下还需要有个重新认识的过程。

为了统一认识，筹备全国知青工作会议，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1977年12月12日至1978年1月13日，国务院知青办召开了省、市、自治区知青办负责人座谈会。

这是“文革”结束以来有关上山下乡工作的 一次大型会议。会议由国家计委副主任、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副组长顾秀莲主持，采取只出题、不回答的方式，主要听取地方的意见。

党和国家领导人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永贵等接见了与会代表，李先念、陈永贵等还在会上听取了代表们的意见。

但是，社会上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这个敏感而棘手的问题议论颇多。

有些人认为上山下乡是“四人帮”搞的，有这样的顺口溜，说：打倒“四人帮”，知青不下乡；打倒“四人帮”，回城有希望。

还有的知青说：过去表示到农村去扎根，是上了“四人帮”的当，今后还是要争取回城。有些原来决心扎根农村一辈子的青年此时对自己的选择产生了怀疑。有的知青先进典型或先进集体也开始把挂在墙上的奖状和锦旗摘了下来。

社会上还有这样的议论：“现在宣传少了，典型倒了，扎根不提了，政策要变了，知青办要撤了，上山下乡快收场了。”从事知青工作的干部，普遍感到围绕这项工作的“冷风大，谣传多”，压力大，思想混乱。

有的说：现在矛盾集中，弄不清上面的精神，说服不了下面的群众，左右为难。社会上的种种议论，反映到了座谈会上，有的与会者提出了对上山下乡工作应怎样估计的问题:“四人帮”插手知青战线，工作中又有不少问题，究竟主流是什么？ 还有人提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底是为了什么”的问题。

而对于“扎根农村干革命”的口号还要不要提的问题，也是众说不一。还有的人简直是大胆之至，提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文革”的一个“怪胎”。

座谈会反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

一是要不要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方向。

二是招工政策引起的思想波动，有的地方传说今后国家不从下乡知青中招工了，致使许多知青不满，认为听党的话上山下乡吃亏了；有的知青点干脆把饭锅门窗给砸了，要找社队干部算账去；还有的回城集体上访。

三是在清查运动中，有些地方政策界限不清，打击面过宽。有的地方一提起知青就认为都是“长刺长角”的，一说整顿知青，就想整青年。

四是管理知青工作的干部普遍感到压力大。

对于座谈会反映的情况，当时从领导思想到社会舆论，对知青问题的看法都很难拿出有把握的分析来。

一些领导人也不敢贸然表态，当时直接分管这项工作的副总理陈永贵都说：“知青工作很复杂，我们几个副总理一提起这件事就感到头痛。”副总理纪登奎也说：“知青工作搞得好，是培养一支生力军，搞不好是不安定因素。”

不管怎样，当时的知青政策还是如陈永贵所说：“当前的知青工作很复杂，不会有大的变动，还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大家不要泄气，要鼓劲，把知青工作抓上去。这个工作不只是一个劳动力安排问题，首先是个政治问题。”

人们的思维方式还没有从极“左”思潮的长期禁锢中解放出来，座谈会上的种种离经叛道的看法就只能被统一到“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上，所谓的“怪胎论”也受到国务院负责人的严厉批评。

1978年1月15日，《人民日报》对这次座谈会的召开进行了报道，同时还发表了评论员的文章《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文章指出：

十几年来，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广大知识青年积极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一批又一批地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这对于移风易俗，树立社会主义的新风尚；对于推动农业学大寨运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都发挥了十分显著的作用。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知青战线始终占主导地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方向完全正确，成绩很大。

这段话实际上是对“文革”以来的“再教育”运动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

1977年的年末，各地继续动员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171.6万人，在乡的下乡知青还有863.8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