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周朝以前，法律是秘而不宣的，实行临事制刑，礼刑不固定结合，对一定违礼行为施用何种刑罚全凭执法者的决断，断狱者必须用心体会礼的要求。

春秋时期，争取法律公开成为推行社会改革的一项内容。公元前538年，郑国子产（郑穆公的孙子）把刑法铸在鼎上。这种用固定的法律维系社会秩序的做法遭到了保守贵族的批评。晋国大夫叔向认为，道德习惯的控制力远远大于成文法，单纯依靠法律可能让刁民钻空子，反而会增加社会动乱，而子产回答，就是要通过铸刑书建立新的道德（《左传·昭公六年》）。

子产执政一年后，郑国出现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安定秩序。公元前513年，晋国的赵鞅和荀寅把前执政者范宣子制定的刑法铸在鼎上公布，称为刑鼎。公元前501年，郑国的思想家邓析私自修改郑国刑法，并刻在竹简上，是为“竹刑”。

邓析的做法触怒了执政大夫驷颛(zhun)，以“诈伪之民”将其 ，但邓析的刑法还是被采用了。后来，各诸侯国的法令编纂接踵而起，晋国有被卢，楚国有茅门、仆区，齐国有轨里。公元前407年，魏相李悝综合各诸侯国的成例，拟定了中国历史上 一部系统化的刑法典《法经》，法律秘密时期宣告结束，中国进入法律公开的历史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