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安宗朱由崧（1607年9月5日—1646年5月23日），直隶顺天（今北京）人，南明政权 一任皇帝（1644年—1645年在位）。明神宗朱翊钧之孙，福恭王朱常洵庶长子，母为邹氏。

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生于福王京邸。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封为福王世子。崇祯十六年（1643年），袭封福王。崇祯帝自 殉国后，即位于南京，建立南明政权，年号弘光，在位八个月。沉湎酒色，内政不修，政治腐败。弘光二年（1645年），兵败逃亡芜湖，押往北京处死，时年四十岁。

失德

根据明末清初笔记记载，朱由崧是十分昏庸腐朽的，只知吃喝玩乐，整日沉湎于酒色之中，不理朝政，1645年（弘光元年，顺治二年）除夕，当清兵南下之际，他却在群臣面前感叹“后宫寥落，旦新春南都无新声”，下令广选美女。

由于纵欲无度，还命人替他捉蛤蟆配制春药，南京的百姓叫他“蛤蟆天子”。在其即位之前，史可法曾写信给马士英说明“福王七不可立”──贪、淫、酗酒、不孝、虐下、无知和专横。由史可法、张慎言、高弘图等17人签名送与马士英。

朱由崧身边全是些只会阿谀奉承的奸臣和宦官，如马士英、阮大铖等。他对清兵的进攻根本不过问，尽管有史可法这些忠臣，但明朝复兴之势难见。

朱由崧向来以“失德”著称，后人称其为腐朽王朝的 昏庸的帝王，唯知享乐，不问政事，沉湎酒色，荒淫透顶。世人评论说，正是他的不思进取，打碎了南明王朝划江为治的希望。然而细检史籍，可知竟传闻难据，推其缘由，多由东林党人对福藩一系的成见所致。而其本来的经历显现的却是并非昏庸且颇有个性的政治家形象。

如曾任弘光朝给事中李清《三垣笔记》、《南渡录》及《甲申日记》对荒淫纵欲之事，且加辩诬，指出弘光帝是颇有治国思想，气度恢宏，勤于政事，欲有作为的政治家。此外朱由崧还为于明惠帝以及靖难之变中殉难的臣子予以平反，所以其政治得失尚有争议。

身份

林时对《南都三大疑案》：“洛阳既陷，福王常洵被闯贼所临，宫眷逃窜。世子由崧得一护卫军牵率过河，寓太康伯张皇亲 ，人无识者。甲申四月，巡按中州御史陈潜夫送至凤督马士英处，遂同四镇拥立为弘光帝。登极后，太后亦自河北至。帝不出迎，群臣奉凤舆至内殿下舆，帝掖后至殿隅，密语移时，群臣拱立以俟，秘弗闻。

半晌始下拜恸哭，人皆疑揣。乔大理圣任先生在班行目击者，曾面语余。或云：帝实非真世子，福藩有一审理貌类，因冒认。语时戒勿洩，同享富贵。又云：入宫后，与帝同卧起。事真伪不可知，帝来时既不迎，逾顷始拜哭。而出奔时又不同行，自往芜湖就靖国；太后偕马士英至浙，则事属可骇。一疑案也。”

金堡：“予闻弘光伪福邸也。福邸已被难，其妃有弟与一内侍偕走，诈称福邸。既登极，内侍惧福不敢言。童妃至，伪福邸恐事露，遂致之死。马士英特欲立福邸翻东林之局，遂使东南半壁拱手以奉之清耳。”

杨凤苞：“及谓福王亦伪，乃出东林、复社爱憎之口”，“盖阮大铖欲尽 东林、复社诸君子，向后诸君子追憾其事，并恨王之任大铖也。造言汗蔑之不已，复奋断曰：‘是非明之宗室也。’甚疾之之词尔。”

历史评价

史可法：“在藩不忠不孝，恐难主天下。”

蔡东藩：“这位弘光皇帝，偏信马士英，一切政务，全然不管，专在女色上用心。”

前海岳：“北京颠覆，上膺鼎箓，丰芑奠磐，征用俊耆。卷阿翙羽，相得益彰。故初政有客观者。性素宽厚，马、阮欲以《三朝要典》起大狱，屡请不允。观其谕解良玉，委任继咸，词婉处当；拒纳银赎罪之议，禁武臣罔利之非，皆非武、熹昏聩之比。

顾少读书，章奏未能亲裁，政事一出士英，不从中制，坐是狐鸣虎噬，咆哮恣睢，纪纲倒持。及大铖得志，众正去朝，罗罻高张，党祸益烈。上燕居神功，辄顿足谓士英误我，而太阿旁落，无可如何，遂日饮火酒，亲伶官优人为乐，卒至触蛮之争，清收渔利。时未一期，柱折维缺。故虽遗爱足以感其遗民，而卒不能保社稷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