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抗战

1937年7月7日，驻守丰台的日军河边正三旅团 一联队 三大队 八中队进行夜间演习，当晚以丢失士兵为借口寻衅，二十九军军部下令死守阵地，8日驻守芦沟桥的 二十九军 三十七师（冯治安）步兵一一○旅（何基沣）二一九团（吉星文） 三营（金振中）打响抗日战争 一枪，9日蒋介石电宋哲元积极准备，谈判须不丧丝毫主权。7月11日宋哲元自乐陵赶回天津，即派张自忠、张允荣与日方秘密议定三款条件。

12日增派的日军已经源源开抵天津，宋哲元仍对日军心存幻想，谈话谓“能平即能和”，并执行撤兵，卢沟桥驻军撤至长辛店及衡门口，蒋介石电令宋哲元本“不屈服、不扩大”方针，就地抵抗。13日蒋介石再电宋哲元，决心全力抗战，“盼与中央一致，勿受敌欺”，宋哲元对蒋介石的抗战决心颇为怀疑，14日派陈觉生、邓哲熙继续与天津日军参谋长桥本群等接洽，并亲与日军参谋长专田少佐会谈，15日日军司令香月清司晤宋哲元，16日张自忠与日方在津正式谈判。17日日本政府向中国外交部送交一份照会，公然指责中国政府在自己的国土上调兵遣将，形成对日本的“挑衅”。18日宋哲元晤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19日宋哲元赶到北平，中日双方在北平成立 二次协议，并报请中央批准，又主动撤除北平城防，蒋介石多次电示宋哲元切勿对日军抱有任何幻想。

7月20日，日军再次炮击宛平城二十九军，吉星文团长率军死守，长辛店等地也遭日军袭击，我守军英勇守卫，日军未能得逞，宋哲元却一味委曲求全，21日卢沟桥二十九军撤退，由石友三之保安队接防。7月22日蒋介石电宋哲元，对其拆除北平防御工事予以批评，指示其“刻刻严防，步步留神，勿为所算”，23日卢沟桥附近日军拒不撤退，二十九军亦返回原防，24日孙连仲、庞炳勋、商震、李默庵部增援华北，宋哲元始决心抵抗。7月25日日军进攻廊坊， 一一三旅旅长刘振三奋起抵抗，廊坊终失，战事扩大。7月26日天津香月清司向宋哲元提出 后通牒，限期撤退北平的二十九军部队，宋哲元当即予以坚决坚决拒绝，并退回通牒，终止谈判，明谕二十九军抗战。27日日军进攻通县，又袭击高丽营、昌平、汤山、沙河等地，宋哲元发表守土抗敌的通电，表示“我守土有责，不得不正当防御”。

7月28日拂晓，香月清司率日军铃木混成旅团、河边正三旅团和机械化旅团，自北苑、西苑、南苑一齐对北平城发起总攻击，二十九军措手不及，损失惨重，伤亡五千余人，副军长佟麟阁、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于南苑壮烈殉国，午后宋哲元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奉蒋介石命放弃北平，退守保定，宋哲元、秦德纯、冯治安离北平赴保定，请中央军北援。7月29日北平失守， 二十九军撤退，宋哲元退保定，由张自忠代理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和北平市长拖延时间，30日天津失守，我军退静河、马厂，宋哲元电南京请求处分。

千里溃退

8月3日宋哲元通电辞职，委冯治安代理 二十九军军长，6日蒋介石派宋哲元任 一集团军总司令，命反攻平津，辖 五十九军（由原三十八师扩编，军长宋哲元兼）、 六十八军（原一四三师扩编，军长刘汝明）、 七十七军（原三十七师和一三二师扩编，军长冯治安），担任平汉线防卫，14日发表告官兵书，21日到南京面晤蒋介石，蒋介石大加慰勉。8月24日平绥线南口失守，27日张家口失守，刘汝明军退口外，9月10日日军 十师团矶谷廉介突破马厂，宋哲元部南退。9月11日冯玉祥任 六战区司令长官，萧振瀛以冯玉祥的“总参议”身份率先来到前线，鼓动“倒宋”，16日冯玉祥刚到达连镇，宋哲元从沧州赶来，即表明自己因旧病复发，难以支持，已蒙中央准假到泰山休养，军务交冯治安代理，24日沧州失守，宋哲元、庞炳勋部全线撤退。

10月上旬冯玉祥因指挥不动愤而辞职，宋哲元回到大名的 一集团军总司令部，日军为了策应忻口会战，将原在石家庄一带的部队调进娘子关，河北腹地顿呈空虚状态，宋哲元提出急攻邢台北取石家庄的战略意图，企图挽回局面，土肥原师团采取“围魏救赵”之计，派精锐二十七旅团，从邯郸直扑成安、魏县，意在乘虚夺取大名。11月6日宋哲元部克河北成安，11月11日大名失守，宋哲元急令各部撤出阵地，部队经长期苦战，损耗惨重，士气极低，已丧失主动进击的能力，均与日军一触即退，对于华北失陷，宋哲元应负责任。

病死后方

1938年1月宋哲元退到河南新乡。2月18日敌军陷新乡，宋哲元军西退，20日任 一战区副司令长官，仍兼 一集团军总司令。3月溃败到达郑州，宋哲元辞去集团军总司令职，4月 一集团军番号被撤消，宋哲元仅任 一战区副司令长官，从此失去了直接指挥军队的权力，心情抑郁。7月因病又辞 一战区副司令长官职务。9月宋哲元突患肝病，后又患脑血栓，病情日渐恶化，并半身麻痹，先在衡山治疗休养，10月转到广西阳朔，12月特任军事委员会委员。1939年4月迁往重庆南温泉，6月移至四川灌县养病，并于东关外建“博爱山庄”，12月回成都就医，25日病笃，食物难进，不忘报国素志。

宋哲元住郑州不久便染上肝病，随后离职赴衡山休养。衡山休养期间，宋哲元既无实权又无实力，心境很差。他特别操心华北平津的罪责归咎问题，时常对人念叨：“华北的事究竟是谁的责任?是不是完全由我们来负这个责任?”后来，他找到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后蒋介石给他写的一封亲笔信，意思是冀察的事由宋哲元全权处理，而由中央负担一切责任。他如获至宝地把这封信收藏在身边，为的是在危急时用它充当“护身符”。在他病危时，还曾嘱咐家人要将此信编入他的传记，以便洗刷推卸他对丧失华北的责任。

宋哲元先为肝病，后又患脑血栓，并半身麻痹。先在衡山治疗休养，后转到四川灌县，1940年初再移至绵阳，这一年4月5日，宋哲元以中风不语病逝，葬于绵阳附近的富乐山，享年56岁。

国民政府追升其为一级上将，遗体安葬于绵阳富乐山，并为其立一座高大的“神道碑”。其墓碑由冯玉祥将军亲书“宋上将明轩之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