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六十年九月初三，乾隆皇帝于勤政殿召集皇子皇孙、王公大臣等宣示恩命：立皇十五子嘉亲王颙琰为皇太子。以明年丙辰，建元嘉庆元年。

也就是说，在皇位上稳稳坐了六十年之久，当时依然稳固掌握皇权的乾隆皇帝，准备应践阼之初“若蒙眷佑，得在位六十年，即当传位嗣子”的默祷，主动禅位让贤了。

对于乾隆皇帝的决定，包括皇十五子颙琰在内的皇子皇孙、王公大臣们自然无法理解也不敢承旨。次日，以礼亲王永恩为首，联合诸王公贝勒、文武大臣、蒙古王公等奏请乾隆皇帝收回成命的奏折上呈到了乾隆皇帝的面前，奏请乾隆皇帝“俯顺群情，即赐俞旨”。

王公大臣们对于乾隆皇帝的奏请，并非出于传统意义上的客气，而是发自内心的要求。

毕竟，当时的乾隆皇帝虽然年岁已高，但依然“精神纯固”，依然牢固掌握着大清皇权。乾隆皇帝尚在人世的时候，选择禅位，虽是“等同尧舜”的先贤所为，但如果处理不当或者引发极有可能发生之太上皇权和皇权之间的争斗，对于清王朝而言绝对是致命打击。

但是，面对王公大臣言辞恳切的奏请，面前“天下臣民、以及蒙古王公、外藩属国，实皆不愿朕即归政”的民心所向，乾隆皇帝毅然予以回应：朕志先定，难以勉顺群情。

乾隆皇帝壮年继位，虽然在雍正皇帝的用心安排下，未经血腥之皇位争夺的残酷洗礼，但自努尔哈赤到雍正皇帝在位期间的屡次皇权争夺带来的手足相残甚至是父子相残，为何没让其引起足够警醒？或者，他为何不担心主动禅位以后，只得皇位却未得皇权的嘉庆皇帝会将其干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继位呢?

其实，对于这一点，乾隆皇帝有着足够的自信，这份自信来自于三个方面。

1、乾隆帝对朝廷军权，绝对掌握

对于清朝皇权而言，“枪杆子里出政权”绝对是一句至理名言。乾隆皇帝在位期间，单是对内戡乱伐暴;对外抵御外侮，绥靖边圉的大型战争就发动了13次之多。乾隆皇帝认为“非师旅征伐，则梗我王化者无以伏惩创，不敢抗干”，认为战争对于一个国家的稳定和边疆领土完整非常必要。

按照现今的审视眼光来看，乾隆皇帝无疑是一个战争贩子，一个用战争完美维护、巩固皇权的权力艺术家。

也正是在这种绝非寻常帝王能及的军事思想支配下，乾隆皇帝对于清朝军队的掌握和掌控能力，远超清朝其他帝王。

乾隆六十年，福康安、和琳、阿桂等久经战场的悍将对乾隆皇帝的绝对维护，足以确保其皇权的绝对稳固。相比之下，刚刚被明确皇储身份的皇十五子颙琰对武装力量的掌握，基本可以忽略不计。哪怕是北京城垣之内的武装力量，也尽数掌握在乾隆皇帝的手中，嘉庆皇帝又该怎么干掉他老子？

2、乾隆帝对朝政大权，绝对掌握

乾隆朝晚期，朝堂基本被四大党派势力把持，分别为以阿桂为首的武官派、以刘墉为首的中庸派、以前沣为首的御史派和以和珅为首的贪官派。

前沣病逝于乾隆六十年，刘墉在嘉庆朝虽得重用，但当时仍然是乾隆皇帝手下忠心耿耿的臣子；和珅和阿桂，更是乾隆皇帝一手扶持、一手提拔的国之柱臣，对乾隆皇帝的拥护和支持，更是不用怀疑。

此时，虽然已经35岁的嘉庆皇帝在“秘密立储”制度的制约下，身边并未形成一股强有力的政治势力，诸如他的师傅朱珪等此时尚在两广总督任上，鞭长莫及。

所以，对于朝政大权的绝对掌握，也能充分保证乾隆太上皇的绝对安全。

3、乾隆帝禅位谕旨中的明确说明

乾隆六十年九月，在乾隆皇帝宣布禅位决定的同时，还专门明确了“归政后，凡遇军国大事、及用人行政诸大端，仍当躬亲指教，嗣皇帝朝夕敬聆训谕”的大政纲领。

就连嘉庆皇帝虽然名义上负责的“部院衙门、并各省具题章疏、及引见文武官员寻常事件”，也必须在批阅后，“奏知朕办理”。乾隆太上皇，对于嘉庆皇帝的定位乃系“为朕分劳”，而非执掌天下的国之君主。

对于乾隆太上皇的要求，嘉庆皇帝自然不敢违拗，毕竟手里没兵、没权，只能“伏愿我皇父御极延禧，躬揽庶政”，只能“朝夕侍膳问安之暇，得以禀受至教，勉自策励”。

在这份谕旨中，乾隆皇帝还专门明确了“皇太子每十日、率皇子、皇孙、恭请圣安一次”的日常工作要求，这项要求一直延续到乾隆太上皇驾崩。

这就足以证明嘉庆皇帝在乾隆太上皇心中乃至在朝廷之上的地位。

也就是说，乾隆皇帝选择主动禅位，也只是让出皇位并非皇权，更没有将军权交付，这场主动禅位只是乾隆皇帝用以推卸国之衰败、朝堂党派之争乃至反清活动迭起的无奈之举，并非即位之初的心中默祷，也绝非“不敢上同皇祖纪元六十一载之数”。

乾隆皇帝真正交付给皇十五子颙琰的，只是一个名义上的皇帝名号，毫无实权。至于性命威胁，更是毫无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