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是中国历史上与司马迁的《史记》相媲美的一部编年体史书。这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皇皇巨著不是一夜之间诞生的，而是司马光呕心沥血十九年来创作的。

司马光，字君实，陕州夏县（今属山西）人。他的父亲司马池，曾任天章阁待制，从小就注重培养司马光的治学能力。司马光七岁的时候，有一天听到别人讲《左氏春秋》，不禁被书中所讲述的历史故事吸引，由此对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于是他找来《左氏春秋》，读得如痴如醉。以致到后来，他不但能将《左氏春秋》倒背如流，更能把其中的意思和道理阐述得清清楚楚，让听者无不竖起大拇指称赞。

与我们对文弱书生的印象不同，司马光也有机智勇敢的一面。他小时候与小伙伴玩耍的时候，曾“砸缸救人”，此英雄事迹很快传遍大江南北，司马光红极一时。

功夫不负有心人，司马光二十岁不到便考取了进士。初入仕途的他出任过一些芝麻小官，后来经枢密副使庞籍举荐，他来到了汴京出任馆阁校勘和翰林兼侍读学士。司马光因此接触到了皇宫里汗牛充栋的史书。面对那些浩繁的典籍，司马光既兴奋又惶恐。兴奋的是，自己有机会接触这么多的书。

惶恐的是，如果要看完这些书，估计要花费很多年的时间。由此，司马光想到了日理万机的宋仁宗，他哪里有时间来受这些典籍的熏陶和濡染？在一次与好朋友刘恕的闲聊中，司马光突发奇想：“如果有一部简明扼要的通史，让皇帝和官员们可以从过去历史中看出兴衰治乱的道理，以应用于当世，那岂不是省了他们翻阅那些史书的工夫？我们为什么不编一本这样的书呢？！”刘恕听了，举双手赞成司马光的想法。

司马光说做就做，很快就开始了这部通史的编写工作，并名之曰《通志》。公务之余，一有时间，他就埋头书堆中整理史料。虽然进展缓慢，但他坚持不懈。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到治平三年（1066年）时，司马光终于完成了战国至秦《通志》八卷。

他迫不及待又战战兢兢地把书稿献给英宗皇帝，想听听皇帝的意见。英宗皇帝看了这部书，非常满意，并下诏设置书局，供奉费用，增补人员，让司马光专门从事编写工作。司马光深受鼓舞，请来著名的历史学家刘攽、刘恕、范祖禹等人，分工合作，合力编书。

第二年，宋英宗病逝，宋神宗即位。宋神宗因一个偶然的机会接触到了司马光的《通志》，觉得它提纲挈领，易于阅读，说它“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于是召见司马光，对他的工作予以肯定，并赐书名《资治通鉴》，还亲自为之作序。司马光又一次得到了激励。

熙宁三年（1070年），王安石说服皇帝推行变法。司马光是“祖宗之法”的忠实捍卫者，与王安石的政见不同，对变法大加拦阻。他甚至在宋神宗任命其为枢密副使的时候，以废除王安石的青苗法和助役法作为接受条件，不然就不去任职。当看到新法已势在必行时，司马光黯然离京，出知永兴军。第二年又到洛阳出任两京御史台，退居洛阳独乐园，不问国事。宋神宗惦念着《资治通鉴》这部书，好几次催促司马光完成它，并赐旧书二千四百卷助其完工。

政治上受挫的司马光没有因此而气馁，他把对民生社稷的关怀与责任，转化为强大的精神力量，倾注到撰写《资治通鉴》的工程上。他把自己的书房命名为“赐书阁”，夜以继日地整理史料。他经常看书写作到半夜，直到扛不住时才熄灯睡觉。他有一个提神法宝——圆木枕。

这个圆木枕睡起来硬邦邦的，很不舒服，而且一翻身就会滚到一边去，这样的枕头可让他不能安睡，早早就醒过来；醒来后，又继续点灯开始著述。为了编书，他废寝忘食，家人将饭送到书房，还要催几次他才吃。他的房子低矮窄小，夏天闷热难耐，他就请工人在书房里挖了一个大深坑，铺上砖，装修成一间冬暖夏凉的“地下室”，以便集中精力编书。

凭着强大的意志力和日复一日的辛苦劳动，十五年后，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司马光终于完成了整部《资治通鉴》。这个时候的他已经患上腰疾，整个人骨瘦如柴，眼花耳聋，牙齿都掉得差不多了。

可以说，司马光为此书透支了太多的精力，但他的劳动果实给中华历史添加了一份瑰丽的无价之宝。而他刻苦奋进、持之以恒的治学治业的精神，更是激励了无数的后来之秀，至今依然让人敬仰，催人励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