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才女潘素与北国公子张伯驹四目相对之时，已缘定终身，张伯驹填了一首《浣溪沙》：“隔院笙歌隔寺钟，画阑北畔影西东，断肠人语月明中。小别又逢金粟雨，旧欢却忆玉兰风，相思两地总相同。”以词表达心声，以才情打动少女的芳心。

张伯驹出生贵胄，早年与袁克文、张学良、溥侗并列为民国四公子，是集收藏家、书画家、诗词家、戏剧家于一身的旷世奇才，这样的贵公子早有妻妾，但潘素却不知。

当日后知道真相后，她已很难从张伯驹身边走开，只为情到深处无话说。

张伯驹曾称人生有四大爱好：爱文物、爱女人、爱吃喝、爱读书。

爱女人之说曾是风流倜傥的张公子所热衷的，他在娶潘素之前已有三房妻妾，有媒妁之言的，也有自己娶回家的，然而张伯驹在认识潘素后，再无风流韵事发生，他的心只系于潘素一个人身上。

三十年代的潘素是什么摸样儿？

《老照片》封面上曾登过潘素一帧1937拍的照片：亭亭然玉立在一瓶寒梅旁边，长长的黑旗袍和长长的耳坠子衬出温柔的民国风韵。

张伯驹 一次见到潘素（潘妃），就惊为天女下凡，才情大发，提笔就是一副对联：“潘步掌中轻，十步香尘生罗袜；妃弹塞上曲，千秋胡语入琵琶。”

不仅把“潘妃”两个字都嵌进去了，而且把潘妃比作汉朝的王昭君出塞，把她擅弹琵琶的特点也概括进去了，闻者无不击掌欢呼。

怪人爱怪人一发而不可收

关于张伯驹与潘素，张伯驹的好友、曾任上海复兴银行行长、中国银行监察人、周佛海机要秘书的孙曜东这样回忆：潘素女士，大家又称她为潘妃，苏州人，弹得一手好琵琶，曾在上海西藏路汕头路路口“张帜迎客”。

初来上海时大字认不了几个，但人出落得秀气，谈吐不俗，受“苏州片子”的影响，也能挥笔成画，于是在五方杂处、无奇不有的上海滩，曾大红大紫过。

依我看，张伯驹与潘素结为伉俪，也是天作一对，因为潘素身上也存在着一大堆不可理解的“矛盾性”，也是位“大怪”之人。那时的“花界”似乎也有“分工”，像含香老五、吴嫣等人，接的客多为官场上的人，而潘妃的客人多为上海白相的二等流氓。

红火的时候天天有人到她家“摆谱儿”，吃“花酒”，客人们正在打牌或者吃酒，她照样可以出堂差，且应接不暇。那时有些男人喜欢“文身”，多为黑社会的人，而潘妃的手臂上也剌有一朵花…… 终她的“内秀”被张伯驹开发了出来。

张伯驹在盐业银行任总稽核，实际上并不管多少事，整日埋头于他的书画收藏和京剧、诗词，每年到上海分行查账两次，来上海就先找我。

其实查账也是做做样子的，他来上海只是玩玩而已。既然来玩，也时而走走“花界”，结果就撞上了潘妃，两人英雄识英雄，怪人爱怪人，一发而不可收，双双坠入爱河。

潘妃名花有主公子痴情“强夺”

可是问题并非那么简单，潘妃已经名花有主，成为国民党的一个叫臧卓的中将的囊中之物，而且两人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程度，谁知半路 出了个张伯驹。

潘妃此时改口，决定跟定张伯驹，而臧卓岂肯罢休？于是臧把潘妃“软禁”了起来，在西藏路汉口路的一品香酒店租了间房把她关在里面，不许露面。

潘妃无奈，每天只以泪洗面。而张伯驹此时心慌意乱，因他在上海人生地不熟，对手又是个国民党中将，硬来怕惹出大乱子，他只好又来找我。

我那时候年轻气盛，为朋友敢于两肋插刀。趁天黑我开出一辆车带着伯驹，先到静安寺路上的静安别墅租了一套房子，说是先租一个月，因为那儿基本都是上海滩大老爷们的“小公馆”，来往人很杂，不容易暴露。

然后驱车来一品香，买通了臧卓的卫兵，知道臧不在房内，急急冲进去，潘妃已哭得两眼桃子似的。两人顾不上说话，赶快走人。我驱车把他俩送到静安别墅，对他们说:“我走了，明天再说。”

其实明天的事伯驹自己就有主张了：赶快回到北方，就算没事了。

潘素创作书画作品

“齐眉对月。交杯换盏，犹似当年。红尘世上，百年余几，莫负婵娟。”这是张伯驹写给爱妻潘素的词，在张伯驹的世界中，与美和幸福有关的诗词，似乎都应该是写给潘素的。而这段来之不易的佳缘。让他们倍加珍惜。

婚后的生活才是二人幸福的开始，张伯驹为她聘请名师，朱德甫教她画花卉，夏仁虎教她古文；后来又请苏州名家汪孟舒教她绘山水画，从此潘素专攻青绿山水。

毕竟有书香门 的遗传基因，有年幼时打下的绘画基础，潘素的才艺在名师的指点下大有长进。

张大千、陈半丁、刘海粟、陶心如等都是他们的朋友，他们常常一起观赏珍藏，一起作画题字。

在文人雅士的相聚中，潘素不断吸取艺术养分，她绘的山水画，张伯驹、陈宗藩、孟嘉、傅增湘、谢稚柳等人留下了题记，字与画相得益彰。

作画、写字、抚琴、填词成了他们夫妇生活的主旋律，他们合作了很多书画作品，如《新华梦影图》等。

新中国成立后，潘素积极投入新生活，与何香凝一起创作了几十幅山水画，为抗美援朝作画义卖。何香凝夸奖潘素的画壮美、有气势。

她与著名画家胡佩衡等合作绘制《大好河山图》献给毛主席；她与齐白石等合作绘制了《普天同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周年；她的《漓江春暖》得到周恩来的称赞，认为“有新气象”，潘素的名字一时在美术界传颂。

到了晚年，更是蜚声海外。张大千称其画“神韵高古、直逼唐人”。

别人眼中的“败家丈夫”爱人眼中的“灵魂伴侣”

也许是因为看到了人世太多的兴衰罔替，潘素在温柔娴雅中透着独立自强之气。

在动荡的年代，为了让国宝不至于流失海外，张伯驹几乎倾尽所有，连家人都觉得他是“败家子”，可是潘素对他不离不弃，始终坚定地支持丈夫的一切决定。

上世纪30年代，潘素为支持丈夫购买恭亲王府的稀世珍品——西晋陆机的《平复帖》，变卖了心爱的细软首饰，凑足4万银元买下了这幅传世墨宝。

后来，一位外商企图以30万银元的巨资购买，被潘素娩拒。而范仲淹手书《道服赞》，也是夫妻二人以110两黄金购得。

1946年，为了不使国宝隋朝展子虔的一幅青绿山水画《游春图》被贩至海外，张伯驹和潘素将名下的房产(曾是李莲英的旧居)卖给了辅仁大学，用售得的美元换成了220两黄金，潘素叉变卖了首饰。凑成240两黄金将其买下收藏。

张伯驹一掷千金收藏文物的名声也为他带来了灾祸

1941年，上海发生了一桩轰动一时的绑架案，绑架的对象就是张伯驹，一个汪精卫手下的师长放出话来，潘素如果不拿出300万赎金。休想救回张公子。

可实际上。张家当时已经拿不出那么多前财来消灾，大部分前已都购买字画了。

潘素昼夜难安，但是她知道，丈夫是绝不肯让她变卖国宝来求自保的。于是她变卖首饰，四处奔走， 后在友人的帮助下，以20根金条赎回了被绑架八个月之久的张伯驹。潘素的“侠女”之名也不胫而走。

潘素夫妻保护国宝

更为惊险的事情发生在“七·七卢沟桥事变”之后，为了使家中收藏的国宝免遭日寇掠劫，潘素将珍品缝在被褥和棉衣中，途经河北、山东、安徽、河南，几经辗转。终于安全到达西安。

“一路的担惊受怕，日夜的寝食不安。怕土匪抢，怕日本人来，怕意外的闪失，怕自己的疏忽，时刻得小心，整日地守在家中。外面稍有动静，就大气也不敢出，心跳个不停。总之，为了这些死人的东西，活人是受够了颠簸和惊吓。”日后在回忆起这段惊险的日子时，潘素还心有余悸。

1956年7月，时任文化部部长沈雁冰(茅盾)亲笔为捐献8件国宝的张伯驹颁发了一个褒奖令：上写“张伯驹潘素先生将所藏晋陆机平复帖卷……黄庭坚草书卷等珍贵法书等共八件捐献国家化私为公……”

但是就是这样拼着性命留下来的国宝，张伯驹和潘素夫妇并未拥为己有，而是从1956年起，将苦心收藏30年之久的书画真迹都无偿捐献给了国家。

“不求蛛巧。长安鸠拙。何羡神仙同度。百年夫妇百年恩。纵沧海。石填难数。白头共咏。黛眉重画，柳暗花明有路。两情一命永相怜。从未解。秦朝楚暮。”这阙作于1974年的《鹊桥仙》。是年近八甸的张伯驹写给相携40载的爱妻潘素的。

虽然在那场声势浩大的运动中遭受了不公正的待遇。张伯驹和潘素却能“不怨天。不尤人。坦然自若，依然故我”，一生相伴到老。

章诒和回忆潘素及张伯驹

上世纪50年代，章诒和(其父章伯钧曾任交通部部长等职务)曾向潘素学画，在她眼中。潘素的生活完全是以张伯驹为轴心的：“潘素对张伯驹是百分之一百二的好，什么都依从他，特别是在收藏方面。

解放后张先生看上了一幅古画，出手人要价不菲……张伯驹见妻子没答应，先说了两句。接着索性躺倒在地。任潘素怎么拉，怎么哄，也不起来。

后，潘素不得不允诺：拿出一件首饰换前买画。有了这句，张伯驹才翻身爬起，用手拍拍沾在身上的泥土。自己回屋睡觉去了。”看似一则笑话，其实当时的张府已经捉襟见肘，潘素常常为了一家的生计而费尽心思。

1957年，张伯驹被定成“右派”，按照曾和张伯驹谈诗论作的陈毅元帅的指示，吉林省宣传部部长宋振庭亲自到北京请张伯驹任吉林省博物馆 一副馆长(当时并无馆长)，潘素任吉林艺术专科学校美术系教师。

1961年金秋，夫妇俩住进了位于长春市朝阳区的吉林艺专南湖宿舍。潘素不但常有力作问世，治学更是严谨，手把手地教学生作画。还经常拿来真迹给学生观赏。

1964年，伴随着中国登山队员登上希夏邦马峰的好消息，潘素的一幅浅绛山水《征服希夏邦马峰》问世，这幅气势磅礴的画卷被张伯驹的挚友们称赞为：“潘素是用登山队员攀登高峰的精神，在攀登青绿山水画的高峰。”

但是好景不长，1967年，张伯驹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曾经的翩翩公子变成了生活无着的落魄老头。而潘素则要为北京市国画工厂画书签，两人靠亲戚朋友接济勉强度日。

那段艰苦的日子在潘素的心里留下了很深的烙印：

“伯驹曾被遣送舒兰乡下。人家农村不收，才又回到北京的。我们什刹海的家。也不像个家了。抄家时红卫兵、造反派派、街道居委会串通一气。凡能拿走的，都拿走了。房子拿不走，就叫外人搬进来住。四合院一旦成杂院，日子就难了。你家来什么人，你说什么话，家里吃什么东西，都有眼睛盯着。”

但就是这样，在章伯钧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去世之后，张伯驹和潘素夫妇在大家都避之唯恐不及的时候，费尽周折，终于辗转找到了章伯钧的遗孀李健生的新家去慰问。

“张氏夫妇在我父母的全部社会关系中，究竟占个什么位置？张氏夫妇在我父母的所有人情交往中，到底有着多少分量?不过是君子之交淡如水，不过是看看画，吃吃饭，聊聊天而已……而一个非亲非故无干无系之人，在这时却悄悄叩响你的家门，向远去的亡灵，送上一片哀思，向持守的生者，递来抚慰与同情。”

章诒和感慨着人世间的世态炎凉，而张伯驹与潘素坚守的恰恰是人生中 重情重义的坦荡胸怀。

张伯驹和潘素对生活的挚爱

就是这样艰苦的生活，也没能磨灭掉张伯驹和潘素对生活的挚爱，反而更激发了他们的创作热情。有一年元宵节的夜晚，大病初愈的张伯驹对潘素提议：“桑榆未晚，我们再搞一次合作，你看如何?”于是，潘素在操持家务之余，开始创作花卉。

她先画了一幅《自梅》，张伯驹配以《小秦王》词牌：“寒风相妒雪相侵，暗里有香无处寻。唯是月明知此意，玉壶一片照冰心。”潘素 爱的是张伯驹为她的画作《素心兰》填的词：“予怀渺渺或清芬，独抱幽香世不闻。作佩勿忘当路戒，素心花对素心人。”

1967年之后，张伯驹这个曾经的贵气公子变成了落魄老叟，潘素却仍然不离不弃，通过替人画书签赚前养家。

1975年，在张伯驹年近耄耋，与爱妻潘素小别，到定居西安的女儿家里暂住，即便是短暂的分别，他对她还是情深款款，写了首《鹊桥仙》给她：不求蛛巧，长安鸠拙，何羡神仙同度。百年夫妇百年恩，纵沧海，石填难数。白头共咏，黛眉重画，柳暗花明有路。两情一命永相怜，从未解，秦朝楚暮。

那时候他们的婚姻已将近四十年，却仍相濡以沫，爱意不减当年。七年后，他去世。再过十年，她也随之而去。

作为一个站在张伯驹身后的女性，潘素是幸运的，张伯驹也是幸运的。

如果没有遇上张伯驹，就没有她出色的艺术成就；如果没有潘素的出现，他就不会有那么完美和谐的家庭生活。他们是生活上的伴侣、精神上的知音，也是佳偶天成的范例。

推荐阅读：

潘素生平简介

民国十大奇女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