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祖即位后，接受赵普建议，解除武将兵权，以免重蹈晚唐五代灭亡之覆辙。建隆二年(961)，太祖召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石守信、殿前都指挥使王审琦等宿将饮酒，劝谕他们释去兵权，这是消除禁军将领发动兵变夺取政权而采取的重要步骤。开宝二年(969)，太祖又宴请节度使王彦超、武行德、郭从义、白重赞、杨廷璋，劝使罢镇改官，以消除藩镇割据的隐患。这就是宋太祖“杯酒释兵权”的故事。

对于宋太祖这一行为，世人皆以为赵匡胤得了天下以后，惟恐功臣会学他的样子谋反作乱。于是借饮酒之际劝说武将放弃兵权，从而稳定了江山。根据史书记载，“杯酒释兵权”事件确实发生过，而且发生了两次。但是如果认为宋太祖通过这两次事件就成功解决了来自军队的威胁，其实杯酒释兵权是一种误读。

宋太祖即位之初，国家有两股军方势力。一是禁军势力，即由中央政府直属的主力部队(殿前司、侍卫亲军司)，总兵力不足20万人;二是藩镇势力，即由驻守各地的藩镇(节度使)统领的军队，人数并不确定。经历过五代时期藩镇作乱，靠军队支持夺取政权的赵匡胤，深感军权旁落对政权的潜在威胁。建隆元年(960年)四月和九月，赵匡胤登基后不久，两个实力派藩镇昭义节度使李筠、淮南节度使李重进相继拥兵反叛。

赵匡胤亲率精兵良将出征，至十一月方将叛乱平息。此后的一天，赵匡胤与心腹谋臣赵普有一段很著名的谈话。赵匡胤问：“自唐末以来数十年，帝王换了八姓，国家战火不熄，生灵涂炭，这是什么原因?我要平息天下的兵火，为国家谋一个长治久安之计，应该怎样做?”赵普回答：“陛下考虑到这些，真是天地人神之福啊!这没有别的原因，方镇权力太重，君弱臣强而已。现在要根治，唯有稍夺其权，制其前粮，收其精兵，天下自然就太平了。”稍夺其权即逐渐剥夺藩镇的权力，制其前粮即控制藩镇的经济命脉，收其精兵即收取藩镇的精兵良将，这三大方针成为宋朝解决藩镇问题的基本国策。

事实上，赵匡胤即位以后，便立即着手抑制武将势力。这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前后进行了近二十多年，延续到宋太宗时期。大致有以下具体措施：

一，移镇。移镇类似于现代的异地交流，命藩镇移镇以防止其原地做大，形成割据势力。赵匡胤是靠禁军将领的支持登上帝位的，即位之初对禁军将领加官进爵，并依靠他们打击那些不服从中央政府的藩镇。而对那些服从中央政府的藩镇，赵匡胤采取了传统的移镇措施。

建隆元年(960年)击败李筠后不久，朝廷先后命令李继勋、袁彦、杨承信、张永德、杨廷璋等六个节度使移镇。 二年，又命功勋卓著的节度使王景、慕容延钊、韩令坤等人移镇，同时免去慕容延钊、韩令坤的殿前司、侍卫亲军司统帅的职务。通过频繁移镇，藩镇远离了长期经营的根据地，失去了拥兵自重的资本。

二，文臣代镇。即以文臣易武将，收州郡之权。建隆元年六月平定李筠后，朝廷派文臣晷居润权知镇州(今河北正定，原李筠的辖区)，开州府文官代替藩镇武将(节度使)之先河。此后，凡节度使退休、死亡、迁徙、遥领的州府，皆以文臣治理，不再任命节度使。对比较大的州府重镇，往往派亲信重臣任职(类似于现代的高配)。

如建隆四年(963年)平定荆南、湖南后，任命户部侍郎吕余庆权知潭州(今长沙)，枢密直学士兼户部侍郎薛居正权知朗州(今常德);凤翔节度使王景死后，以枢密直学士、尚书左丞高防权知凤翔府(今陕西凤翔);镇国军节度使李崇矩免官，华州之地便不再设节度使，改派知州管理。

中唐以来，节度使一般管辖若干州府，统领数州政务，其驻地之外的州郡称为支郡。藩镇大权独独揽，上马统军，下马治民，州、府、县级官员多由其亲信担任，形如独立王国。北宋开国，逐步向藩镇管辖的州府派遣地方官，命藩镇辖区内的支郡直接隶属中央政府，压缩藩镇的势力范围。如节度使符彦卿久镇大名府，将政事委任给牙校(低级军官)刘思遇处理，专恣不法，横征暴敛，百姓怨声载道。

为此，朝廷一次就向馆陶县、魏县、永济县、临济县派遣四名京官担任知县，将行政权收归朝廷。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又下令节度使属下所有支郡都直属中央政府，藩镇辖区仅限本州府。同时以朝臣出任州府长官，节度使实际上已经无法对地方政府施加影响了。

为了制衡藩镇在各州府一级政府的势力，乾德元年四月，朝廷开始在州府设置通判一职，专司对州府官员的监察。乾德元年七月，赵匡胤下诏令政府要员推荐通判人选，一次就提拔43人出任藩镇治下的州府通判。五代以来，节度使大多派自己的亲随担任县一级政府的镇将，与县令分庭抗礼，效忠于藩镇。为此，朝廷在县级政府恢复设立县尉，负责司法、缉盗、民兵训练等事务，与县令一起对州府长官负责。

通过这一系列动作，朝廷的文官系统很快渗透到藩镇的官吏系统之中，不断蚕食藩镇的势力范围，削弱藩镇的职权。

三、精选兵员，兵归禁军。建隆元年七月，赵匡胤诏命检阅京中禁军，挑选其中骁勇善战的兵士升为上军(提高待遇)，老弱病残的作为“剩员”转为杂役或逐渐淘汰。同年，下令各州府长官选送精壮士卒输往京城，补充禁军兵员。又精选强壮士卒定为“兵样”，将他们派往各地依样征募，由地方政府对其训练之后编入禁军，以后遂成为常态。如此，各地精壮士卒几乎全都汇集到禁军，大大消弱了藩镇军队的战斗力，达到了“收其精兵”的效果。大宋朝军队在扫平南方割据势力的征战中鲜有败绩，与精兵尽归禁军不无关系。

四、整顿禁军，权归皇帝。这是 一次杯酒释兵权。赵匡胤登基前为殿前都点检(禁军殿前司统帅)，其政变成功全赖禁军将领的支持。政变成功的同时，他也意识到来自禁军将领的危险。登基伊始，论功行赏，原禁军将领全部得到重用。而原本与赵匡胤职位不相上下的殿前司和侍卫亲军司两位 高将领慕容延钊和韩令坤，则被派往远离京城的外地带兵。经过一番调整，禁军兵权全部掌握在赵匡胤的亲信手中，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等人也在随后平定“二李”的征战中立下汗马功劳。

赵匡胤认为，由自己的心腹带兵，政权已足够稳固。但是赵普却深以为虑，多次请求将他们外调。赵匡胤说：“他们肯定不会背叛我，你有什么可疑虑的?”赵普答： “我也不担心他们反叛。但是我观察他们都不是统御之才，不能控制属下。万一他们的部下作乱，事情恐怕由不得他们自己。”于是建隆二年(962年)七月的一天，赵匡胤诏石守信等人饮酒，酒酣之际言道：“没有你们我当不成皇帝，可是当皇帝也很难啊，还不如当个节度使快活，早晚连个好觉都睡不得。”#p#分页标题#e#

石守信等忙问何故，赵匡胤说：“这不难理解，皇帝这位子谁不想坐。”石守信等叩首说：“陛下何出此言?现在天下已定，谁还敢有二心?”赵匡胤回答：“你们当然没有问题，但是假如手下贪图富贵，一旦黄袍加身，你们虽然不情愿也不行啊。”石守信等流着眼泪求皇帝指一条生路，于是赵匡胤说出这样一番道理：“你们何不释去兵权，到大的行政区做节度使(出守大藩)，买一些上好的田地，为子孙置下永久的产业。我与你们结为亲戚，君臣无猜，上下相安，这不很好吗!” 二天，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张令铎等禁军将领便称病请求辞去军职，赵匡胤任命他们为节度使，后来又与他们结为姻亲。

一次杯酒释兵权，赵匡胤以大藩节度使的利益为诱饵，换回了禁军的指挥权。此后对禁军进行改造，将侍卫亲军司分为侍卫马军司和侍卫步军司，与原来的殿前司合成“三司”(也称“三衙”)。三衙的指挥官(都指挥使)地位相同，互相牵制，禁军将领合谋作乱的威胁被基本解除了。

五，收司法权，法归有司。建隆三年(962年)三月，赵匡胤对宰相说：“五代时期诸侯藩镇专横跋扈，经常枉法 人，朝廷置之不问，刑部的职权几乎废掉。自现在开始，凡是判处死刑的案子，都要抄录案卷奏明朝廷，交刑部复审。”这条规定相当于现代的死刑复核制度，杜绝了藩镇铲除异己的行为。开宝六年，又下令禁止藩镇以牙校处理地方刑狱，收回了一般案件的管辖权。

六、设转运使司，利归中央。中唐以来藩镇割据，财赋收入尽入囊中，肥了藩镇，穷了朝廷。藩镇有了经济实力，又可以养兵对抗中央政府。宋初扫平南方之时，为了筹措、运输军需物资，保障后勤供应，朝廷开始设立转运使司，长官称转运使，派朝廷要员担任。

赵普担任宰相以后，命各州府除计划内留用之外，其余赋税收入全部运送至京城，地方政府不得截留。此后，朝廷开始在各路、道(相当于省级行政区划)设立转运使司，俗称“漕司”，专司地方财赋、物资的调集和运输。转运使司的设立，确保了中央财政收入的增加，控制了藩镇势力的经济命脉，这就是赵普所说的“制其前粮”。

七，裁撤藩镇。在以上措施逐步实施，藩镇势力得到极大抑制，已经无法为祸国家之后，赵匡胤开始 二次“杯酒释兵权”，这次他要裁撤的是藩镇。开宝二年(969年)十月，赵匡胤在后花园宴请来京觐见的节度使，酒酣之际言道：“你们都是国家的功臣，长年在外操劳，这可不是我优待功臣的本意啊。”凤翔节度使王彦超明白赵匡胤的意思，马上说：“臣本来就没什么功劳，蒙皇上恩宠已久。如今年老体弱，愿意告老还乡。”

另几个节度使却很不甘心，纷纷陈述自己的战功履历。赵匡胤不满地说：“那都是前朝的事了，不值得一提。”转天，参加宴会的节度使全被撤销职务，改任闲职。这次事件距 一次“释兵权”有八年之久，所谓“此一时彼一时”，由于藩镇已无力对抗中央政府，这一次“夺权”干脆利落，不留余地，中唐以来尾大不掉的藩镇势力从此终结。

以上措施，基本是宋太祖在位期间逐步推出的，在宋太宗朝趋于完善。赵匡胤所处的时代，中原地区经过晚唐五代时期的战乱，宋初的版图竟然比三国时期曹魏政权还要小。北方的大辽和北汉政权虎视眈眈，南方八个地方政权长期割据，新兴的北宋政权可谓腹背受敌。如果没有积极进取的决心，如果没有正确的策略，如果没有领导者过人的才智胆略，华夏大地四分五裂的动荡格局不知要持续到哪一年。从这个角度来讲，赵匡胤无疑是这个时代的大英雄。他在稳固政权的同时，以 罚很小的代价，实现了华夏大地的统一。

所以啊，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其实是一个明智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