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后人眼中，唐太宗李世民是中国历代帝王的表率。但即使是这样一位英明圣主，他的一生仍有很多瑕疵，“玄武门兵变”的历史实情一直让后人迷惑，而他后来的修改国史也让人议论纷纷。

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太宗下令在中书省特别设置秘书内省专门负责修撰前五代史。但是同年闰十二月，太宗又下令将史馆移入禁中，设于门下内省北面，由宰相监修。从此之后，史馆成为皇帝直接控制的门下省的一个常设机构，不再具有修史职责而是专门负责修撰当朝国史。唐太宗究竟出于何种动机要重置史馆，修改国史呢？这个问题迄今为止仍未有确定的答案，给历史留下了一桩疑案。而后人对此也有自己的看法。

一种说法认为唐太宗修改国史，是为自己 兄逼父篡位辩护。这种观点认为，李世民的皇位并不是合法继承而来，是其弑兄逼父的结果。这一行为不仅不合乎封建法统和封建伦理，而且在李世民自己看来，也是不能贻示子孙，垂为法诫的。因此，为掩盖这种残暴的行为，为自己的登基确立合法性，李世民决定撰修国史，下令创立了宰相监修国史的制度，这就使史官很难做到秉笔直书，只能按统治者的意图撰写历史。

李世民在位期间，曾不止一次违例要求亲看国史和起居注，并称是“使得自修改耳”。其实，作为帝王原本就是不可以随便看史官写的起居注的。在李世民授意下，史官们把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的动因写成“安社稷，利万民”的大义行为，从而严重歪曲了历史事实；在撰写《高祖实录》和《太宗实录》时，费尽笔墨铺陈李世民在武德年间的功劳，竭力抹 太子李建成的功绩，降低高祖李渊的作用，而且把太原起兵的密谋描绘为太宗的精心策划，而高祖则处于完全被动的地位。这样，李世民便是开创李唐王业的首功之人，皇位本来就应该是他的，李渊退位后也就理应由他继承皇位。因此，李世民登上皇位便显得合理多了。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李世民之所以要修改国史，抬高自己在太原起兵中的地位，贬低李渊的功劳，乃是出于当时的政治需要。他要求贞观史臣把太原起兵中李渊由主动起兵变为被动起兵，目的是为了把李渊描绘成一个忠臣的形象，从而符合儒家的道德要求：李世民将李渊描绘成是在李广要下令逮捕他，李世民和刘文静等又设下圈套逼得他走投无路的时候才不得不反的形象，而且在起兵时李渊还曾号称“欲大举义兵，远迎主上”。这样一来，李渊就成了大忠臣了。很明显，这种刻画有利于维护李世民的统治，防止人们以此为例，起兵谋反。

李世民继位后修改创业国史是毫无疑问的事实。但是他为何要修改国史，其真正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我们今天已经很难判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