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郑交质之后，君子感叹道“信不由衷，其质无益”，交质以无信为前提而希望建立信任确实很不合逻辑。但是在春秋时期，周天子的权威尚存，由西周时期发展起来的礼乐制度还继续存在，社会观念中仍保持着“重礼义”的传统。

交质事实上重构了诸侯国之间的信任和臣属关系，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信义的重建。而“信义”很大程度上反映在对作为社会规范和行为准则的“礼”的坚持和遵守方面。

战国以后，信义的观念已经十分淡薄了，诸侯之间的征战以灭国拓疆为根本目的。质子出现之初所内涵的信义问题完全不见了踪影，有的只是现实的功利。

交质成为国家间邦交的重要手段，质子则成为权衡政治利益的重要筹码。交质和盟誓也几乎没有了关系，交质的目的表现出赤裸裸的功利性，不是乞降求援，就是政治迷惑。

随着西周宗法封建制度的逐渐崩解，周天子地位衰落，春秋时代遂变成“相与逐利而弃信”的局势。宗法“尊尊亲亲”的精神纽带逐渐瓦解，作为社会规范的"礼”的约束力降低，无法规范各诸侯国之间的关系，诸侯国彼此展开争斗，进入了争霸的时代。

随着列国争霸战争的开始，齐桓公、晋文公等相继称霸中原，他们在尊王攘夷的号召下主持会盟，以“信义”为基础结成联盟，小国履行参会朝聘的义务，大国则以其强大的国力保护弱国征讨不义。盟誓在齐桓公称霸的时代仍是诸侯实现互信的重要方式，这一时期也鲜见列国交质的现象。而到了晋国与楚称霸的时代，盟誓已经不足以保证彼此间的信任，交质作为盟誓的补充便开始大量出现了。

综观整个春秋时期。自周郑交质始的遣质活动无不与霸主争霸有着密切关系，交质也成为这一时期对盟誓无法约束的背信弃义行为的有效控制，因为质子与会盟国有着亲近的血缘关系，由此而产生的政治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预期的。

进入战国以后，诸侯国之间虽有“无相攻伐”的盟誓，但能起到事实的约束作用的盟誓寥寥无几，盟誓和交质也渐行渐远。战国时期会盟比较少，与春秋时期相比相差很大，交质行为更是大多屈从于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