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宣中兴实行了哪些制度 有什么影响?
宣帝在民间长大,受过许多磨难,对于官吏的不法和苛政的残酷深有体会,因此在位期间特别重视吏治。他听说黄霸判决公平,于是初继位就建议用黄霸为廷尉正,主管诉讼,得到霍光的许可。黄霸多次解决疑难案件,执法公允,屡受宣帝嘉奖。
从本始元年(前73)到神爵四年(前58),宣帝曾7次下诏征召人才。他还多次派遣使者或丞相、御史的属官,到全国各地审察官员政绩,查处执法不公、擅兴徭赋者。史称“枢机周密,品式备具,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意”。这些措施,极大地提高了政府行政机构的运作效率。
宣帝对于基层官吏的选拔极为重视,认为“吏不廉平则治道衰”。他每隔5天就要听取丞相及下属部门报告本职工作,任命刺史、郡守、王相等地方官员时,都要亲自接见并仔细交谈,了解他们的经历和政绩,听取他们将来的施政方针,并与其到任后的行为相互对照。
地节四年(前66),渤海郡闹了灾荒,人民不断起事。宣帝拜龚遂为渤海太守,并且问他:“何以治渤海?”龚遂回答说,百姓因饥荒而闹事,应该抚而安之。他请求一切便宜从事,不拘旧法,得到宣帝的同意。到了渤海,龚遂行文诸县:“罢逐捕吏,诸持田器者皆为良民,吏无得问;持兵者乃为‘贼’。”于是百姓纷纷抛弃武器,拾起农具,重回田中生产,郡中很快安定下来。
宣帝认为郡太守的选任是否得当,对于当地官吏的办事作风和百姓的生活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如果太守更换过于频繁,会引起地方上的不安定,官吏无所适从,百姓生活势必受到影响。因此他轻易不调动太守职位,对于政绩显著的,或者颁发加盖国玺的文书予以鼓励,或者增加俸禄,或者赏赐金帛,或者赐以关内侯的爵位,而尽量不用调动职务来表示奖赏。但朝廷公卿大臣中如有缺位的话,一般都从优秀的郡太守中选拔人才接替。
由于宣帝对吏治的认真整顿,使得“汉世良臣,于是为盛”, 有名的就是魏相、邴吉、黄霸和龚遂。魏相字弱翁,是济阴定陶(今东山定陶西北)人。他曾先后担任过茂陵令、河南太守、扬州刺史等官职,以执法认真而闻名。他被任命为丞相后,对内主张整顿吏治,考核实效,对外主张避免战争,以减轻百姓的兵役和徭役负担。他还向宣帝建议赈济灾荒,派遣官员巡视各地,平冤狱,宽租赋等。
邴吉字少卿,鲁国(今山东曲阜)人,他保护刘病已的时候,孩子年龄还小,长大以后根本就不记得他立过什么功劳。邴吉在昭帝时任大将军长史,很受霍光器重,升迁为光禄大夫给事中。昌邑王被废后,他向霍光推荐流落民间的刘病已,宣帝因此才得以继位。
宣帝对这些事情全都懵懂无知,他只知道霍光 初是派邴吉来三兆村迎接自己入京的,因此继位后,仅赐邴吉关内侯的爵位。地节三年(前67)邴吉被任命为太子太傅,因为他悉心教育皇太子刘奭,才初次得到宣帝的赏识,从此官位节节攀升。魏相为丞相时,邴吉任御史大夫,神爵三年(前59)魏相去世,邴吉继任为丞相。
邴吉从未向宣帝提起过当年救护之功。后来掖庭令收到一个名叫则的宫女的上书,称她曾经养育过宣帝,宣帝派人查问,宫女回答说:“此事邴吉一清二楚。”于是掖庭令把她带去邴吉府中对质,邴吉训斥她说:“我是曾经让你照顾皇曾孙,但是你不尽心喂养,有时还打骂他,你岂敢居功?只有渭城的胡组和淮阳的郭征卿,才是真正对皇帝有恩的人。”
掖庭令回报宣帝,宣帝这才恍然大悟,此后更为感激和重用邴吉。邴吉注重边境戍守、时令农情等大事,宽让不拘小节,很得属员和朝廷大臣们的拥戴。某次邴吉出外巡察,看到百姓斗殴,死伤满路,他不发一语,看到有人赶一头牛,牛吐着舌头呼呼喘气,他倒慌了神,匆忙上前询问:“你赶着牛走了多远啦?”
他的下属非常疑惑,邴吉解释说:“老百姓斗殴,自有长安县令、京兆尹等地方官员逮捕审问,身为丞相,只要年终考评他们的政绩就可以了。丞相不应该管这种小事,所以我过而不问。然而现在是春天,不应该很热,那头牛却没走多远就开始喘气,我恐怕气候有异,会影响农业生产。三公的职责是调和阴阳,所以我关注这件事情。”下属全都拜服,认为邴吉识得大体。
宣帝朝的名臣,还有上面提到过的黄霸,也官至丞相,以及龚遂,做到水衡都尉,封建时代将两人并称为“龚黄”,作为“循吏”的代表。因为有这些人的悉心辅佐,宣帝时代,尤其是前、中期的政治,才会被称誉为“吏称其职,民安其业”。
宣帝还很尊重儒家学者,甘露三年(前51),为统一五经文字及对经义的解释,他下诏征集群儒,会聚京师。儒学经师刘向、韦玄成、薛广德、梁丘林、戴德、戴圣、欧阳底余等应诏而至。他们在石渠阁(未央宫中的藏书阁)聚会,讨论五经异同,由太子太傅萧望之上奏讨论结果,宣帝亲自审查,以考定五经。此次会议后,五经学者队伍壮大,弟子增多,尤其是谷梁《春秋》之学,大盛于一时。
然而虽然尊重儒家学者,宣帝本人却很清楚,仅靠儒家主张的仁爱、礼仪,是无法治理庞大的国家的。汉初虽号称以黄老之术治天下,但那不过是基本方针而已,具体事务的处理,往往沿用秦朝的严苛法术。武帝罢黄老,尊儒家以后也是如此,外儒而内法,是所谓王、霸道杂糅运用的统治方针。
太子刘奭深深沉迷于空泛的儒家道德中,他认为当时持刑太深,建议减轻刑罚,重用儒生,宣帝教育他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霸道”是指法家的办法,用刑法和权术统治人民;“王道”是指儒家的德、仁之政,从思想上教化人民。宣帝两手并用,继承并发展了武帝、霍光以来的施政,也对后世的统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