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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并非自杀而是被谋杀?

最早的一次中国诗人殉难,可以追溯到先秦的屈原。从司马迁开始直到今日,所有的人都坚信此人因政治懮愤而投江自沉的动人故事,而其中的唯一证据,就是他被放逐后所写的《怀沙》。诗人在诗中这样宣称:自杀方式已然确定,那就是向江中忿然一越,去拥抱(”怀”)江底的柔软泥沙。但已有研究者尖锐地指出,《怀沙》可能是一篇根据他的自杀传说而时候炮制的伪作,因为其中的话语并不符合屈原的既定模式。

如此一来,以现代侦察学的立场看,屈原的死因就变得非常可疑。为什么有人要伪造他的自杀遗书?只能有一种解释,就是企图掩盖死亡的真相。这迫使我们发出下列追问:那么,究竟什么才是屈原死亡的真相?

回答只有一个,那就是谋杀!

在屈原生活的年代,许多人有杀他的嫌疑,如他的政治仇敌令伊子兰、(人妄)臣靳尚等等,但由于屈原已遭贬窜,除非有极其特殊的原因,他们似乎没有必要再派刺客去追杀这个在仕途上已毫无希望的人。因此,在我看来,这个人的死,不过是一场秘密爱情的结果而已。

屈原在爱情方面的浪漫特性是众所周知的。他的几乎所有的重要诗篇都涉及了爱情。由于过分爱戴花花草草,身上整天佩带香茅,甚至屋里也到处装饰着花草,颇有龙阳癖之风,因而被猜疑为是个同性恋者,并与另一位年轻诗人宋玉有暧昧关系。但这些推断终究缺乏充分的证据。他的情诗对象多用女神作为代号,如”少司命”、”云中君”、”山鬼”和”湘夫人”,这无疑就是有力的反证,显示屈原所关切的仍然是与异性的交往。

傅抱石《湘夫人》:屈原最爱的女神,很可能是郑袖的一个隐喻

代号”湘夫人”的女子,无疑在屈原的情人中拥有最显赫的地位,因为屈原对她产生了狂热的眷爱,《湘夫人》一诗,写得感天动地,犹如一个苦苦单恋的少年。这首诗给我们留下了三个方面的强烈印象:第一,此女美貌惊人,犹如天仙;第二,她拥有比屈原更高的社会活政治地位;第三,她因种种限制无法与屈原公开见面,而只能在荒郊野地与之秘密幽会。在当时的楚国,符合这三项条件的女人只有一个,那就是楚怀王的宠妃郑袖,其实这也可以从《湘夫人》的标题中赫然读出:”湘”就是楚国,”夫人”就是楚王之妻妾。

我们现在还无法断定:这场狂热的爱情究竟是真实的偷情,抑或只是屈原自己的一厢情愿。但有一点似乎可以推断,屈原对其宠妃的暗恋,被政敌在添油加醋之后报告了楚怀王,导致他在政治分歧的名义下遭到放逐。尽管屈原拥有强大的帝王血统(这方面的信息,可以参看《离骚》)。

十几年后,楚怀王驾崩,其子倾襄王即位,楚国的政治格局再次发生激烈改组。为了防止屈原与因与郑袖的暧昧关系而卷土重来,其政敌派出了武功高强的杀手,以期彻底消灭这个流亡者的肉体,从而演出了一幕残酷的历史悲剧。

不妨让我们设想一下当时的激烈场景吧:刺客在汨罗江上乘舟追杀,而屈原则乘坐另一舟船夺路而逃。这场惊心动魄的水上角逐以屈原的不幸落网而告终。冷血杀手把他装进麻袋,在捆紧了之后投入江心。随后,政客们伪造了屈原自杀的遗书《怀沙》,并且利用史官四处散布屈原与郑袖不和的谣言。一代文人英豪就此离奇地香销玉殒。

屈原故里秭归:也是屈原遭到谋杀的现场

人民目击了这场卑鄙的谋杀。他们渴望说出真相,但却畏惧权势。他们最终选择了一场象征的戏剧。这就是现下流行的民俗的起源:在屈原被谋杀的那个日子和那个现场(恰好也是另外一个遭到迫害的楚国英雄伍子胥的纪念日),举行哀悼屈原的祭礼,他们机智地用赛龙舟来隐喻当时激烈的追杀场面,用包粽子来隐喻屈原被投入江中的悲惨事变。

其中,米饭象征着他的肉体,粽叶象征装他的麻袋,粽丝象征捆扎他的绳索,而把粽子投入水中,则象征著屈原遭人溺毙的真相。

由于时间的流失,这些隐喻最终成为费解的谜语。至此,历史被收藏和掩蔽在了壮丽的风俗的背后。

1944年,古典文学专家孙次舟教授在《中央日报》发表文章《屈原是文学弄臣的发疑》,指出“屈原为同性恋者”,引起当时学术界一片哗然,并遭到多人质疑。孙次舟随后又撰文《屈原讨论的最后申辩》,坚持自己的观点。

作家朱自清非常认同孙次舟的观点,并请出著名诗人、楚辞专家闻一多教授参与讨论。闻一多于次年在《中原》杂志发表《屈原问题》,文中肯定了孙次舟对屈原的发疑是楚辞研究的重大发现,“孙次舟以屈原为弄臣,是完全正确地指出了一樁历史事实”。闻一多还进一步阐明了“断袖”说的历史背景和文化意义:在科举尚未施行的战国时代,文学家没有独立的社会地位和生存条件,他们只有依附于当时的国君与贵族才能生存,即成为“文学弄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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