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变革时期，同时也是西学东渐与中学西传的时代。在这个大变局的舞台上，产生了不少风云人物，演绎了一段段精彩的大戏。而被称为“西方中国地理学之父”的意大利人卫匡国，就是其中一位传奇人物。

　　卫匡国本名马尔蒂诺·马尔蒂尼(Martino Martini)，他于1614年生于意大利北部的特伦托城。马尔蒂尼在十七岁时加入耶稣会，跟利玛窦、熊三拔等等前辈一样，他通过刻苦学习，掌握了不少知识，成为一位博学的青年。而他也跟利玛窦一样，被派往古老的中国传教。

　 向西方人介绍东方古国

　　1638年，马尔蒂尼踏上了前往中国之路。他从热那亚启程，但行程颇为不顺，多次因为风暴被迫返回里斯本。两年后，他才到达印度果阿，但不幸的是，由于当时船只匮乏，他又在此逗留了一年多。直到1642年，用了足足四年时间，才来到这片古老的土地。

　　1643年，马尔蒂尼从澳门前往杭州。此时的他已经在澳门学习过中文，对于中国文化有了一定的基础。于是，他也为自己取了一个中文名——卫匡国。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姓“卫”，名“匡国”，为“匡救国家”之意，“国”指的就是中国，号“济泰”取“帮助、协助、救助”之意，以袒露自己匡扶、保卫大明的心意。卫匡国的号“济泰”，与利玛窦的号“西泰”遥相呼应。

　　他来到杭州后，到处巡回传教，足迹遍及兰溪、分水、绍兴、金华、宁波等地。江南的美丽风景令这位意大利人心驰神往，流连于青山绿水之间。而这也激发了他对当地壮丽山河的浓厚兴趣，他将沿途的风土人情记录下来，作为研究之用。此后，他因为教务原因，又前往华北、华南多个地方。足迹几乎踏遍了半个中国。各地的名山大川，丰富物产，让他大开眼界，被地大物博的中华大地所陶醉，因而有了写一部中华地理志，向西方人介绍东方古国神韵的想法。

　　交流中西方文化

　　1650年，卫匡国到福建传教，管理教务。此时，中西礼仪之争爆发，耶稣会与多明我会、方济各会在中华文化与基督信仰的关系上发生了冲突。卫匡国继承利玛窦的观点，认为“中国敬孔礼节是民间的礼节，是可以为天主教徒所接受的。”在华耶稣会认同他的看法，就派他前往罗马，向教宗解释“利玛窦规矩”的合理性。

　　1651年，卫匡国离开中国，回到欧洲。三年后，他以博学的知识，在罗马教廷“舌战群儒”，令多明我会等其他修会的神学家哑口无言，不再坚持自己的观点。而新任教宗亚历山大七世更是赞赏他的见识，指出“如祀孔和祭祖的礼仪，真像卫匡国所说的，属于社会礼仪，教宗准许中国教徒可以举行。”卫匡国此举不但促进了天主教在华的传播，更让不少西方人得以了解中华文化，对中西文化交流产生了不小影响。

编纂《中国新图志》

　　在欧洲期间，卫匡国利用业余时间，将自己在中国多年的见闻和收集的资料写下来，编撰《中国新图志》一书。据一些学者研究指出：“此书是西方 一部中国地理学著作，全书内有17幅地图，中国总图一幅，直隶、山西、陕西、山东、河南、四川、湘广、江西、江南、浙江、福建、广东、广西、贵州、云南各省一幅，此外，含日本地图一幅。叙述了中国的地理位置、自然环境、建置沿革、面积方位、气候物产、名山大川等自然地理信息。也提到城镇交通、户口租居民、城乡状况、手工技艺、建筑、科学、宗教、王朝纪年表、中国长度单位等人文地理内容。这是西方汉学研究中国地理学的开始，具有划时代意义。”

　　《中国新图志》一书让卫匡国名声鹊起，欧洲人得以突破马可波罗关于中国的认识，对东方古国有了更为深入、准确的了解，成为西方理解中国的一面镜子。因此卫匡国也因着此书，奠定了其在西方汉学界的地位，被称为“西方中国地理学之父”。